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新思维”〔文/陈朝文〕　-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

原题：苏联社会主义惨败原因之五：“新思维”改革颠覆社会主义


文/陈朝文　来源：红歌会网 2016年12月15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0日上台执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大权后，以他的“新思维”为指导思想，对苏联的初级社会主义，进行根本性的、大刀阔斧地改革。五六年后，世界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就被“新思维”给“改革”得一命呜呼了。人们总结苏联失败的教训，就得扒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一、动摇、削弱、颠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新思维”

　　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党来领导；这个革命党，只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崭新的社会主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彻底翻身解放。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百多年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就被颠覆，人民翻身解放的希望就完全破灭。

　　夺取了国家政权后，表面看，是共产党变成执政党，但实际她是领导社会进行大变革的指挥部，主要任务是：“剥夺了剥夺者”；建立起初级的社会主义；为进步到高级社会主义创造好条件；完善、成熟高级社会主义。每一项任务，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所以，在建立起成熟的、巩固的高级社会主义之前，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队伍，就应该是党领导下的最大限度民主的队伍，革命同志、人民，畅所欲言，心情舒畅，不存在民主被严重压抑、队伍渴求民主的突出问题。如果队伍存在渴求民主的突出问题，那就是党没有遵循社会主义事业基本规律，实行人民民主的革命。

　　共产党何时不再掌握社会大权？──人民自己管理社会体制完全习惯，并意识观念化了，把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她就完全退出社会舞台而自行完结。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生，整个过程，历史使命。

　　但“新思维”政治改革，却将矛头直接指向要进步到高级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领导，说“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把贪图坐江山造成的“官僚专制制度”的根源，归结为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提出动摇、削弱、否定党领导的“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通过不要党领导的自由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建立不要党领导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成为议会。把国家权力的重心从苏共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使苏维埃成为“政治体制的核心”。结果，苏维埃就成了反苏联、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三反分子反攻倒算的场所，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动摇。

　　1990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苏联改革在党的地位和作用上，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制和总统制。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具有政党性质，导致多党制问题的提出。一些非正式组织在各种场合攻击苏共的政治领导，要求苏共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主张所有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权利平等。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宪法，删除共产党领导的内容，公开叫嚣“同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实行“多党民主制”。立陶宛首先事实上已承认多党制，删除了宪法里党领导的内容。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说：“我认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该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苏共一党制原则。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和政治体制核心的宪法第6条，从国家根本大法里取消了党的领导。

　　完全可以说：苏共的垮台，“新思维”改革取消了国家大法里党的领导地位，是内因；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帮“新思维”落实新的国家大法，把苏共推下社会舞台，只能是外因。所以，苏共垮台的始作俑者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二、否定初级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新思维”

　　社会主义和万事万物一样，也是产生、发展、消亡的一个过程，也有它产生、成长的初级阶段。通俗说，由“小孩”阶段，然后才进步到高级阶段的“成人”阶段。成人都是从小孩成长起来的，没有小孩就没有成人。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无产阶级专政，国有国营、集体所有制，是“小孩”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即经济基础。人民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劳动体”，是“成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即经济基础。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特有的政治体制，没有一定的政治体制就没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所以，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体制，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小孩”。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小孩”，就没有将来人民完全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将来的“成人”社会主义。

　　但“新思维”的政治改革，却将矛头对准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治体制。

　　“新思维”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动摇、削弱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说：认为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国家的观点，是必须坚决加以反对的，那样做必定是“一场灾难”。他提出以“社会全面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素，其结果必然发展到多党制和总统制。

　　党领导下的苏维埃，（编者按：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或“委员会”。）才是初级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否定了党领导的苏维埃，就是否定初级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脱离党领导的自由人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反而成了颠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成了反社会主义、反苏联、反共产党的三反分子向社会主义发难的场所。争权夺利的新苏维埃，不可能正常发挥管理国家的职能，国家管理就混乱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从“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转为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政体，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也就是葬送了苏联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是想通过效仿西方三权分立政体，扩大总统权力，来推动改革、稳定形势，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他的“新思维”已经把初级社会主义的苏联改革得病入膏肓了。

　　三、纵容资产阶级颠覆社会主义的“新思维”

　　社会主义事业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终目的。这一目的要求，主宰着社会的剥削阶级和很想加入剥削阶级的人根本不答应，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残忍地予以疯狂镇压。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拼命反对、破坏、捣乱、颠覆，一直践行着对社会主义事业“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过程。

　　为了对付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牢牢掌握国家专政机器，坚守宣传、舆论、教育阵地，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限制反社会主义事业的言论及各种宣传。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只能是有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成长、完善为前提的言论自由，对于反社会主义势力来说，就只能是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不如此，若全面放开自由，新老剥削阶级和那些想成为剥削大佬的人们，就会疯狂反攻倒算，破坏、颠覆社会主义，要把社会引向资本主义。

　　“新思维”就是这样在“改革”──以社会“全面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多元化”为三大要素的政治制度、体制的改革，就是放纵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捣乱、破坏、颠覆。

　　全面民主化，就是对“全社会人”没有前提、没有底线，完全没有限制要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放纵资产阶级以及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们，控诉社会主义“侵占”了他们的财产、剥夺了他们剥削发财的权利、政治上把他们打入另类的迫害，鼓动人们起来推翻“罪恶”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公开性”，是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来的。他们打着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的旗号，而背叛列宁“公开性”的前提与本旨。列宁的“公开性”，就是完整的党的群众路线，即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新思维”的“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说：“‘公开性’后，所有的报道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公开性’使大众媒体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

　　政治多元化，是指参与政治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就是政治派别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化，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多样化。认为社会不存在始终不变的权力中心，只能是权力的多中心。言下之意是，反对共产党一党制长期“执政”社会，只能是多党并存，彼此竞争的多党制。

　　如此这般“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各政党轮流坐庄。全面的“民主化”把社会主义蓝图涂抹得面目全非，共产党一垮台，社会主义顷刻就被颠覆。

　　这种“大民主”式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特别是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组织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社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分化，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将矛头直接指向苏共，指向苏联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因而，苏联亡党亡国，已是迟早的事了。

　　四、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历史的“新思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暴力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创了人类逐步消灭剥削制度、阶级对立的探索，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事业新纪元。从此，发展起如火如荼的人类社会主义运动。

　　但“新思维”却反对任何暴力革命的手段，认为那是人类社会的灾难。

　　斯大林坚定不移地走最终消灭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道路，巩固并坚持新生国家政权的人民革命性。他剥夺了剥夺者，建立起强大的国营、集体所有制经济，有了彻底消灭剥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他建立起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治体制，而且有了雏形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打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他提出了完善、成熟即“成人”社会主义的蓝图。他建设、治理的初级社会主义苏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新思维”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笔勾销，全面否定了。

　　戈尔巴乔夫说，“重新使用斯大林式的方法”，是一种“缺乏理智”的表现。改革是要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8年6、7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代会，以“新思维”为指导，认为，现行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认为苏联70年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制制度”“极权官僚制度”“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在苏共自贬历史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的引导下，掀起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风潮，导致社会全面混乱和动荡。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非正式组织迅速发展，民族分立分子活动猖狂，它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以大民主的形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导致理论界的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马列主义理论受到极大冲击，社会主义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信仰危机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丧失。

　　这又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把柄，使改革误入歧途。

　　1988年下半年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以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制度逐步走上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立场，开始说现行政治体制已“严重变形”，成了改革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革”。继而掀起纠缠历史旧账的浪潮，提出对党的历史进行“不留空白点”的清算。后来又提出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认为苏联70年社会主义制度是“官僚专制制度”“极权官僚制度”“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全盘否定了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否定了苏联的初级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内容都被否定了，掏空了，他就必死无疑。

　　五、拆除了社会主义保卫的“新思维”

　　《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尚的地位”。

　　提出“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就是说，现在的人类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主要责任集团就只有视而不见，回避这个问题。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全世界人民究竟怎样逐渐化解、解除人类生存危机？

　　只有找到造成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清除根源，才能彻底化解人类生存危机。不下决心找到根源，清除根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永远解除不了人类生存危机。

　　人类现在面临以下四大危机：

　　一是核武灾难危机，人类头顶上有可以毁灭人类、地球的战争核武器。

　　二是人类生存危机，地球环境不断被严重污染、破坏。

　　三是恐怖对立危机，严重对立到只有同归于尽来了结。

　　四是生物灾难危机，恣意践踏生物基本规律，为所欲为制造生物，人类必将遭到反噬。

　　这四大危机的根源是：人贪得无厌，人性变恶了！

　　──为了贪得无厌的财富、统治势力的利益，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来置对方于死地。为了贪得无厌的财富，疯狂生产，骄奢淫逸地生活，恣意污染、破坏环境。贪得无厌的人，升级到互相严重对立、对抗，以死相拼。为了贪得无厌的财富，恣意践踏生物基本规律，为所欲为制造生物，人类将受到生物基本规律的严惩。

　　现在的人为什么贪得无厌呢？这是人的本性吗？先哲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回答了：不是，人“性本善”。因为人只能群居才能生存生活，所以，人的本性主要是善。人有恶的一面，但恶并不是人性的主要方面。是人性恶的一面膨胀起来了，才贪得无厌。

　　人性恶的一面为什么会严重膨胀起来呢？──是剥削社会制度，把人性恶的一面教唆、鼓动膨胀起来。先哲们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

　　所以，要化解、解除人类现在面临的四大生存危机，就必须废除剥削社会制度！人人只能占有自己及家人正常生活、活动需要的创造物质资料。人类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也能保证所有人正常生活、活动需要的创造物质资料，为人类理性废除剥削制度提供了基础。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废除剥削社会制度？

　　一句话，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才能逐步废除剥削社会制度。

　　已经开始消灭剥削社会制度事业的国家，应该矢志不渝地把这一伟大事业进行到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遵循新社会制度成长过程规律，不断总结、调整，不断摸索前进。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构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现在应该解决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了。只有大家基本认同了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会有大家认同、接受的初级社会主义，才会出现高级社会主义。一旦有了世界劳动人民认同的彻底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剥削制度的土崩瓦解就是必然。

　　在人类社会制度变革时代，一个国家要不要通过革命把剥削制度废除，更换成社会主义制度，那是各国人民力量决定的事。所以，废除剥削制度的事业，可以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但革命是不能输出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输出的。国内人民革命和镇压人民革命，不会动用核武器等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会造成核灾难。

　　而“新思维”给出的化解人类生存危机的办法却是：大家给帝国主义磕头作揖，求他们和自己一样，只要“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劝他们立地成佛，放弃侵略、剥削、战争、霸权，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绞杀，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大家都不贪婪，和平共处。

　　戈尔巴乔夫认为，我们正处在核武器威胁、新技术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点已经不适合时宜，推动当代历史前进的只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其次，当代世界存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彼此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正日益加深，使整个世界联成一个整体，从而彻底打破了两个对立世界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新世界格局中，人类共同利益已经超出了制度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利益。核战争已经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任何目的的手段，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观点，战争与革命因果联系的观点，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观点，均已过时。任何“剑”和“盾”都不可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是裁军，是抛弃以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立“把社会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二三十年的世界事实证明，“新思维”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办法，是痴人说梦话。人类头上的核灾难，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地步。地球环境遭到更严重的污染、破坏，科学家霍金发出人类只有千年活头的悲哀。世界反恐是越反越恐，只有极少数地方没有遭到恐怖袭击。盲目的转基因实验以及生化武器的研制，均在悄然泛滥之中。

　　正是“新思维”的这一狗屁办法，让国内国际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束手就擒了。

　　──“新思维”否定无产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视而不见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一天也没有停止攻击、破坏、颠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傻乎乎地放弃为保卫社会主义而同国内国际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结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个早上，就把初级社会主义几十年了的苏联、东欧颠覆了。

　　（陈朝文 2016年12月13日）